一个人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其所战胜和挑战的难度，一个国家也是如此。
十八大以来，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迈进，最直接的底气来自于国家内部的稳定发展。随着“互联网+”、“双创”和共享经济等观念在实践层面的汹涌推进，线上线下互动融合成为“双创”最为活跃的领域。不仅金融、传媒等行业实现了全面技术超越，装备制造、餐饮住宿等传统产业也纷纷借“互联网+”改造升级—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发展的速度，甚至在发展的内涵上也直追发达国家。
这种发展局面确实来之不易，特别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均遇到阻碍的环境下。即便在中国，以往30多年所积累的种种问题，也已逐渐从积聚期进入爆发期，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。而过去三年中，许多本有可能爆发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发作，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家治理层面的种种努力。
十八大以来，我国国家层面的治理在对内和对外领域颇有成效。这些举措包括：通过反腐败重塑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；以“中国梦”为核心引领重建思想价值体系；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坚持市场取向；全面放开二孩政策，为中国后续发展积蓄动力等。
这些举措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，“要敢于啃硬骨头，敢于涉险滩，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”。而通过执政党、国家、全球等不同层面的配套治理，中国自然会走向构筑其全球治理体系，这可以看成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路径描述。
历史上中国的血管中就奔腾着强国的血液，除了少数历史时期，大而强乃是中国的常态。但在现代列国谱系中，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，仅仅在最近几年，才被其他国家作为强国来看待。大国和强国的区别，在于其对于世界的影响力。大国因体量巨大而被外界所重视，但不一定有意愿或能力介入国际事务。而强国则力求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例如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，决定公共产品分配流向，为他国争端进行仲裁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新一轮的外交战略，开始尝试主动影响和改变世界：面向三洲两洋的“一带一路”战略试图通过经济合作打造新的发展地带；50多个国家筹建的亚投行构建了全新的国际金融组织；丝路基金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意在打造一个全球盟友体系。这些举措在改变世界的同时，也构筑了中国自身的权力体系，强化了其进一步改变世界的意愿和能力，形成了国际-国家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，不断向外开拓着
中国发展的新空间。
当然，在一系列外交成就的背后，我们还要清醒地意识到，迄今为止，中国撬动世界变化主要仍是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硬实力，而非强国本身固有的影响力等软实力。
2014年，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超越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。这个位置相当于1872年的美国，当时美国购买力平价GDP首次超越英国，但其真正的GDP超越英国则在20多年之后的1896年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之间的差距也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。这个时间点恰好切合“两个一百年”所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。
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根直线，不会笔直向前。一个强国的崛起意味着原有的平衡体系被打破，必然遭致反弹。可以预见，在成长道路上，中国将需要跨越诸多沟壑。但相对于一个前进中的强国来说，来自外部竞争和挑战并不致命。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，那些没有打倒我们的，往往使我们更强大。历史上的强国正是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确立了地位，赢得了尊重，掌握了权力。
而对一个强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，光荣复兴的国家梦并非梦想的终点，而且单纯的国家主义也不能解决时代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国家存在的价值正在于保障人民的福祉，让人民免于恐惧，而非迷失于强国地位的追求；另一方面，也只有人民奋起，才会有强国之梦真正实现的可能。这也是过去三年执政党更多地将“中国梦”解读为“中国人的梦”的主因。
要将国家的梦与人民的梦合二为一，不是喊几句漂亮口号就自动实现的，最需要的是一种建立在价值合理性基础上的普遍共识，以及与国家的强大相伴生的民众个体的强大。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，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而小康社会的内涵，正是这样一个通过关注个体福祉来建设强国家的共识性战略。
卢梭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中说：“我情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：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，因之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，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。这只有当人民和主权者是同一的时候才能做到。”
十八大以来，中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，首先坚持的正是人民主体地位。所有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—这只有通过启动史无前例的改革才能做到。而过去这三年内外政策的现实成就，以及人民与国家伴生崛起的现实，已让我们坚信，政治发展的画卷，在我们眼前将会展开无限的可能性。
（时代周报特约评论员 唐昊）
